抛开许多国人和天府可乐的私交不说——记忆深处，那瓶儿时喝过的国产可乐可能直到现在还在那摆着，我们只讨论外资的道德：假如既没交易规则、也没保护规则，我们靠什么要求外资讲道德？又或者说，在被动情况下，外资道德了是一种施舍，而不道德我们根本无可奈何。
    跟外资合作后被灭掉，对中国企业和民族品牌而言，这种故事就像六月天的雨点一样多。最开始那些年我们还没学会要求外资白纸黑字、有法律效力地给我们承诺 ——否则就无法解释，天府可乐的且愤且哀为什么要等14年才说，也无法解释现在明明是要讨回百事“说话不算话”成心掐死的民族品牌，为什么只能是回购，而不能是追索，更别提要补偿了。而接下来的一些年我们学会了要合同、要承诺，可又频频栽在外资玩的文字游戏上头：1999年，南孚跟摩根士丹利等合作，指望以中方持股51%把主动权留在手中，殊不知这2%的股权差太容易越过，3年后大摩以收购股份实现控股，紧接着把南孚倒卖到美国吉列手中，一代“民族力量” 终成泡沫。
    据说眼下天府可乐的空壳，就剩下20来名年近花甲的员工在领国家补助，“反正年纪最小的也有48岁，再养也就12年了”，有关部门这样轻描淡写地说。此情此景让我们明白，这场讨回品牌的风波最大的可能是劳而无功、或有功而无果——1993年12月和1994年1月，正是有关部门分别和可口、百事签订备忘录，让国有八大饮料名牌跟可口、百事合作，手拉手向前走。但是走着走着这些民族品牌全都不见了。这些品牌形同废品，6个已被免费退还，现在就剩下天府可乐。14年是残忍的，天府可乐迟到的倔强还管用么？而另一方面我们也要问问，在反复上演的“灭掉”中，中国企业和名族品牌为什么如此被动、如此脆弱？
    天府可乐是被有关部门集体推出的，而南孚是经有关部门热情介绍而匆匆合作的。在一首首悲歌中，有多少有关部门、地方官员是为了招商引资、拉动短期财政收入而强力撮合？因为政绩卓著，一批人的顶子红了、腰包鼓了，可这样上赶子的买卖甚至贱卖哪有什么交易规则？